逃脱女朋友房间攻略-现在“电击疗法”如何治疗青少年网瘾？

来源 |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记者| 蓝天明

编辑| 温玉轩

2016年8月，一篇阅读量超过10万的文章《杨永新，一个魔鬼还在逃》在朋友圈传播，曾因使用“电击疗法”戒网瘾而受到公众关注的杨永新几年前，再次被带回大众视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讲述了当年和之后的经历。

这是一次没有计划的私奔。 张旭彤在家中被盗一个小包和4000元钱。

他不敢带手机，怕亲戚又来送他去网络戒毒中心“13号房”。

在路边摊吃饭，他找有遮挡的地方，在公共场所，他找门口或方便逃生的地方。 偶尔看到一辆山东牌照的车，尤其是临沂的，他就是绕着两条街都会避而远之。

临行前，张旭彤在夜市买了一把长约20厘米的刀，插在腰间。 他决定，如果他被抓住了，他会先用它来自杀。

但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有派上用场，哪怕只是为了削一个水果。

一

2006年以来，“四院”累计救治6000余人次。

2009年，卫生部禁止在网瘾治疗中使用电休克治疗仪。 互联网康复中心将“电击疗法”改为“低频脉冲电疗”。

可七年过去了，还是不断有人被送到这里，成为网络康复中心的“病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词。 他们更喜欢用“那里”而不是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治疗中心。

张旭彤第一次进入“四庭”是在2007年，那时候那里还没有那么多争议。 他通宵打游戏的时候，总能看到网上有人在喊“小心触电”什么的。 没过多久，他竟然触电了。

他的父母找了一些亲戚，把他强行带出了网吧。 16岁的张旭彤表现得很淡定，一副“随便杀随便砍，我反正跑出去”的表情。

他很听话地跟在后面，到“思源”下车看了一眼，心想“就这？不过就是这了”。

网络戒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号是13号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对他说：“来，我们来检查一下，看看你有没有网瘾。” 之后，八个盟友用力压住他的身体，把他的嘴巴塞进了牙套里。

“滴滴滴滴”一声后，有人拿了两根白色的小棍子，从他的眉心滑到太阳穴。 刹那间，张旭彤只见眼前一道白光逃脱女朋友房间攻略，如同闪电一般，贯穿了他脑袋的左右两侧，就像两把小锤子一样敲在他的太阳穴上。

他想挣扎却动弹不得，只能张嘴咒骂。 可还没等最后一个“操”字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再次袭来。 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你还在骂？”

“别骂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身前的闪电再次开始交织。 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在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你知道以后出去怎么跟爸妈说吗？”

“我知道，我来说说吧。”

“好吧，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手，张旭彤下床就跪在了地上。 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互联网戒毒中心的负责人杨永新。

那种感觉，他至今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那种对人心理的控制，让人觉得你真的错了，电击才会让你真正服气。就像小说《1984》一样，你想什么，大哥知道。”

出门看父母时，他“自然而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很久，就像“孩子饿了本能地想吃奶，想找妈妈”一样。

妈妈也抱着他哭了，“喜极而泣，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

比起张旭彤的暴力入院，比他晚几个月来的姜一凡，显得平静许多。 辍学打游戏两年，每天“打打杀杀”玩腻了的姜一凡主动请父亲治疗“网瘾”。 于是，父亲带他去了“四院”。

他入院时，是张旭彤接待的。 在姜一凡的印象中，这个高瘦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必须受到惩罚”。

二

姜一凡回忆说，第二天他就被报告给了“思源”。

因触电入院后，体重只有100斤的姜一凡头晕目眩，只能在病房休息。 妈妈觉得无聊，就出去散步了。 没想到，独自一人在病房的姜一凡却违反了“不能独处一小时”的规定，再次接受了电击治疗。

电击疗法在这里被称为“窃取现金”。 “哄父母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直接“点餐”的行为共86个等等，提炼出诸如“严重的心态问题”、“执行力不够”、“挑战杨叔叔的模式”、“解说课上有无法接受的情绪”等。

“每次触电需要200元治疗费。” 姜一凡第一次在“四院”治疗，就交了2000元钱。

通常，孩子们称彼此为盟友。 班委从盟友中选出，对盟友进行管理； 每个孩子都有一位家长陪同，并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这里鼓励举报他人。 任何人都可以向家委会或班委举报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会被记录在一个圈子里。 盟友需要每 5 个圈子被电击一次。

刚开始的几天，姜一凡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思想教育解说课； 下午，他进行了军事训练。 晚上，他写了一本日记，记录他这一天的想法。

他原以为只要自己“少说话”，就能熬过这几个月的治疗，后来发现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有一次，学习委员问姜一凡，为什么他在日记里这么“主动”地写自己，上评论课却不主动举手发言？ 姜一凡说：“我不是不主动，就是比较内向。”

于是，这件事成了解说课讨论的焦点，主题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 下课后，姜一凡被送到“13号房”电击。

有时“惊雷”不期而至：一名女盟友甚至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有逃跑嫌疑”，遭到电击。

姜一凡发现这里没有人可以信任，“甚至是他的亲生父母”。

在“思源”中，姜一凡服药后，一开始只是觉得很平静，后来才发现自己反应迟钝，做事总是比别人慢那么一点点。

他的“冷漠”引起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是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 姜一凡争辩了几句后，被他妈举报了。 在被认为“过于情绪化”后，他接受了电击治疗。

多次触电，姜一凡甚至可以总结出不同电流通过大脑时的感觉。

“电流10mA时，你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电流20mA时，你看到的是黑白线。电流30mA时，是较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我保护”的三大铁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悦“掌握生死大权”的班委和家长。

在一次军训中，一位盟友因为说“我累了”而被电击，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了。 原因是“思想消极，不接受改革”。 从此，这个盟友的语言里的“累”字眼全部换成了“不勤奋”。

他还亲眼目睹身为班委的张旭彤，立马惩罚一些看不顺眼的盟友，做了50个俯卧撑。

三

如今，张旭彤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

说起自己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彤突然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

班委张旭彤的权力很大。 他可以对一些不顺眼的盟友进行惩罚，甚至可以直接将他们送到“13号房”。

不仅如此，班委也享有更多的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有脸就可以搞定，班委可以找个理由走出紧闭的大门。” 张旭彤说道。

批改盟友的日记时，他会仔细检查字里行间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如果日记里出现“纪律处分”二字，他就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去电击。

或许是因为那个班委的行为太嚣张了，所以很多盟友都称他们为“黑委”。 甚至有人提议解散班委。

然而，许多举手赞成撤职的盟友被送去接受电击治疗。

张旭彤说，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躺在床上写日记。 因为床靠窗，他可以偷偷看看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出院后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

运气好的话，他会成为“牧场小队”的一员，出去放风。 “不动”一词的意思是“站着不动”。 小队专门抓捕因行为“偏离”，或需要二次进入“四庭”的盟友。

张旭彤印象最深的是他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的时候。 晚上九点多，四五个人坐着金杯救护车出发了。 第二天凌晨1点多，车子直接停在了泰安一家网吧门前。

张旭彤找到了“又”身处其中的盟友。 他认识这个人。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看到我，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张旭彤说，“不是那种信任感，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了’的感觉，就像电影里说的法治栏目，另一只鞋落地。” “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彤也不会如此痛苦地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那段日子，张旭彤觉得自己的支点是爱情，是“黑暗”中最后的一线光明。

一天傍晚，张旭彤和副班长潜入网络戒毒中心机房，将电脑屏幕亮度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区，留下一句话：“我出院了快出院了，等我。”

但透过磨砂窗的屏风发出的微光“出卖”了张旭彤。 他们被家长委员会的一位家长拦住了。

当晚8点多，不少盟友被叫进“13号房”观看。 姜一凡在场。 据姜一凡回忆，互联网康复中心负责人杨永新晚上9:00后赶回医院接受治疗

接受治疗前，张旭彤站在二楼窗边，看到楼下的妈妈。 天有点黑，他看不清她的脸，只听到她喊了一个让他到现在都无比绝望的词。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就开始了，张旭彤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坦白了班委为了减轻痛苦所做的其他“坏事”。 几名班委相继接受电击治疗后，轮流指责张旭彤在厕所虐待杨永新。

休息了一会儿，他就被“背叛”的盟友放在了一张黑色的电击床上。

据姜一凡回忆，十多平米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但还是很热。 每个人都站在治疗床周围，新盟友离床最近。 房间里没有时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有的浑身发抖，有的全身瘫痪，有的晕倒后被抬走。

留在空气中的只有张旭彤“呜呜”的声音和仪器发出的嘟嘟声。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减轻恐惧的办法就是拼命后退。 更多的人选择了靠在墙上。

江一凡浑身是汗，他能感觉到身边人的重量。 “如果是我，我只想着被电死该有多好。” 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彤全身抽搐个不停，“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

处罚一直持续到深夜，张旭彤在电击台上休克。

张旭彤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他在病房里喝着一瓶酒，旁边是他妈妈。 他开始一直装睡，就是为了逃避以后可能要面对的治疗。 然而，他被他的盟友发现并带走了。

Two weeks later, in the new round of , Zhang won more than 20 votes and was re- as the class .

姜一凡至今还忘不了张旭彤当时的模样：“就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面无表情，泪流满面，不停地说：‘我已经这样了，为什么？你还投我的票吗？ '”

没过多久，张旭彤就出院了。 盟友之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触电的恐惧，告密者的警觉，大家更能‘装’，大家自己封锁。” 多年后，姜一凡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大多数人刚出院时，都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四院”里呆上一段时间。

姜一凡也不例外，他尽量让父母满意。

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让父母皱眉； 姜一凡努力考到60分，父母还是觉得他太偏心了。 英语成绩终于冲到了90分。 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恐惧：害怕表现不好，又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但姜一凡每两周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 在他辍学打游戏的两年时间里，这个游戏让他每个月赚了5000元。

他满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摆脱父母的控制，摆脱被送回“四院”的恐惧。 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五人制

想要逃避恐惧的，不止姜一帆一人。

从四院出来没多久，张旭彤也经历了一段很“听话”的时间。

除了努力学习，他还想在下课后去操场玩一会儿，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 他明明不开心，但见到父母，还是装作“谢谢你让我重生”。

更痛苦的是忍受着爱情的折磨——想见女朋友。 但恐惧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再一次，爱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的恐惧。 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感觉每个角落都有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迟早，‘四院’会查到他见女朋友的事。”

张旭彤制定了与女友私奔的计划。 因为我女朋友的名字和她同一个字，所以大家通常都叫她“大同”。 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 经过40多个小时的火车车程，他们来到了一座气候陌生的城市。 那是私奔的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张旭彤找了一间每月100元的出租屋安顿下来，对未来充满期待。

但恐惧仍然困扰着他。 他生怕“游骑兵”和亲戚又来，又被送进来。

身上的4000元钱很快就花光了，张旭彤只好到劳务中介找工作。 因没有身份证，中介推荐他到煤矿打工，一天挣50元。

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人，开着一辆五菱面包车，前往距离大同一百多公里的一个矿山。

一路上，张旭彤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 可当他到达矿井时，电视节目中出现的那个杀钱害他的黑煤矿不断在脑海中闪现。 最后他徒步逃回了大同。

后来，他应聘了一家耐克店的店员工作，但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起诉后“勉强”辞职了。 他也重操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打装备赚钱，但还是入不敷出。

他说，那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飘飘然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活着的。”

但当他花光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向父母求助。

回来后，张旭彤并没有回娘家。 他每天都睡在不同的地方，睡前在门口放了一个空酒瓶。 如果有人打开门，瓶子就会掉到地上。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我对声音也特别敏感，好像全身其他器官都在睡觉，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是那一天终于来了。 张旭彤的父母在女友的别墅里找到了他，身边还有第一次带他走的亲戚。

张旭彤拼命反抗，却有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他的手绑了起来。 他没来得及取出一直别在腰间的刀。

车上，张旭彤哭着问：“你又要去吗？” 他妈妈也哭着说：你知道了就离家出走了。

“这就是我离开家的原因。” 说完这句话，他的心就平静了下来，不再挣扎，只剩下绝望。

“我什至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四大院’的，你有没有试过《金蝉脱壳》中布雷斯林被关在C区的绝望？没有他的遗憾？”鼓起勇气自杀的莫德。” 张旭彤长长吸了一口烟。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凡以为自己自由了。 他以578分的成绩考入一所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当时，国内煤炭需求旺盛。

他以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会被送回“四院”了。

姜一凡说，父亲突然患上了罕见的神经病，卧床不起，脾气非常暴躁。 因为帮家里装修的时候姜一凡总是偷懒，气得父亲大发雷霆。

在几个亲戚的拉着下，姜一凡回到了“思源”号。

按照惯例，被送回的“重新偏向”的盟友，必须无条件接受严厉严厉的治疗——每天一次更强烈的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 江一凡这才发现，自由是那么的脆弱，父母一念之差，换来的自由，立马就会破碎。

幸运的是，10多天后，他父亲又派人来接他，并向他道歉，承认他当时真的精神不太好。

江一凡接受了道歉，学会了装得更好。

他上大学后，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与父母沟通。 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地与一家在中国拥有多家分支机构的大型煤炭公司签约。 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 他只想远离父母逃脱女朋友房间攻略，远离山东。

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 寒暑假期间，他向家人谎称自己在外打工，实则在宿舍打游戏。 他每个月可以通过游戏赚取4000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他四年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就在姜一凡一步步实施逃跑计划的时候，张旭彤却在盘算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思源”出来后，张旭彤再也没有回家，在老家的多家网吧“打过枪换了地方”。

他说自己陷入了无休止的噩梦中，梦里基本上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房”触电和亲人追杀。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感觉跟跑了一夜一样累。

有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网络戒毒中心的专题片《戒网瘾》。 当张旭彤看到屏幕上杨永新的侧影时，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把电视机砸了，而且每一个主要部件都被砸碎了。 他说事后损失了酒店3200元。

他开始寻找一种不那么痛苦的死法。 买安眠药失败后，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会要命，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直接在药店买到。

张旭彤吃了降压药5瓶，200多粒，一把一把吞了下去。 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结束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会不会后悔把我送到‘四院’。”

等他醒来时，已经在ICU病房，查出血压高。 母亲照顾着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他去找心理咨询师，想倾诉内心，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倾诉的欲望”。 在不知道他的过去的情况下，一位辅导员告诉他，他患有抑郁症。

七

2007年、2008年进入临沂网络康复中心的一些人，有的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在苹果，有人在央企，有人当了军官，有人耽误多年还在读大学。 当然，更多的人消失了，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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