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圣战攻略-卓南生：谈“明治百年庆典”争议与日本趋势

与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的精彩表演相比，“明治百年庆典”的规模或许并不大，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因为这涉及到如何评价严肃性和敏感话题。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社会处于“分裂的民族主义”状态。 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明治时代以来走过的百年之路，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正面评论家认为，明治时代的贤哲果断地带领日本走上了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使日本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殖民地的亚洲工业强国。

反对者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一百年来效仿西方列强，奉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军”、“弱肉强食”路线.

百年对外扩张

不少历史学家指出，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的历史，是一部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 他们强烈批判了明治时代“先贤”的下列国策选择：西乡隆盛的“征伐朝鲜”（1873年，明治六年）； 出兵台湾（1874年）； 消灭琉球王国，设立冲绳县（1879）年），为日本统一创造既成事实； 军事圣旨（1882 年）； 教育圣旨（1890）； 山形有朋发表《外交政治方略》（1890），主张捍卫“主权线（国界）”和“利益线”； 甲午战争（1894-1895）； 日俄战争（1904-1905）。

他们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利益”、“国威”至上、“扩张有理”的国策指引下，日本不断将魔爪伸向周边国家，先吞并琉球和朝鲜半岛，然后发动侵华战争。 并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全面展开“大东亚战争”，最终将日本带入惨败和痛苦的深渊。 他们表示，一味歌颂明治维新“先贤”的功绩和他们选择的道路，无疑是日本没有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

他们主张借此机会反思明治时代以来的错误道路，作为反面教材。 他们尖锐地批评了战前的天皇制度和战时知识界的“合作行为”。

对于明治维新，赞扬者最大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最大的武器就是“日本近代化成功论”。

“现代化”路线与“正义战争论”

所谓“日本近代化成功论”当然不是从今天或1968年这个“百年庆典”开始的。

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1894甲午战争时，痴迷西学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日本“先贤”就将日本定位为“启蒙之地”，将中国清朝定位为“俗俗之国” "; 讨伐“野蛮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成了它的“职责”。 日本打着“正义战争论”的旗号发动了这场战争。 这种“正义战争论”既是欧美帝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的“白色负担论”的变种，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后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亚洲解放论”的理论原型和渊源。亚洲不同地区的领土。

说来也怪，深谙日本“近代化”是如何开始的美籍日本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所长，1961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日本近代化成功论”而“日本模式论”则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百年庆典”的最大鼓吹者。

当时日本学界称之为“赖舍尔的日本史学”。 他的主要观点包括将日本定位为“唯一成功实现自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快速进入工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和指南”，“肯定《德川时代封建制度评价》等，这些论点在日本学界引发热议。

对于赖绍尔故意无视日本依靠武力掠夺邻国财富这一基本事实，大谈其“现代化”神话，他比我早几年留学日本，潜心研究日本思想史和日本政治史。 徐杰林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日本能这么快实现现代化，而中国离现代化轨道还差得很远？’ 从美国学者的近代化价值来看，日本的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是可以肯定的。它已经过去了。

徐教授的讲话无疑给一些不明所以的“现代化全论”人士敲响了警钟，贸然提出“日​​本能做，中国为什么不能”？

当然，身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赖绍尔之所以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称赞日本是“尖子生”日本圣战攻略，也与其强化“美日关系”的立场有关。当时的《安全条约》，与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思想密不可分。 当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达到顶峰时，日本民众不仅痛恨战前的老一套，还强烈批评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 他们担心日本会再次卷入战争。 反战游行中，除了“打碎日美安保”“打倒佐藤政权”之外，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就是“反对越南战争！”

对此，赖绍尔最大的政绩之一就是当机立断，打压舆论界散布“反对越战”的言论。 《每日新闻》的国际新闻总监大森在赖肖尔的胁迫下被迫离开报业。 可见，“史学大使”当时对日本“近代化”的称赞，也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义，而非“纯学术争论”。 对此，“大东亚战争”的幸存者深有体会，也不言而喻。 林方雄的《大东亚战争的肯定》就是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下问世的。

如何看待太平洋战争

了解了“明治百年庆典”围绕“近代化”问题争论的现实意义，我们再回顾一下战后日本官员和部分知识分子对日本近代史的总结，以及当局舆论的走向归纳会变得更加清晰。

在“现代日本是不是一无是处？”这个题目的设定下，题主真正想说的是，明治世纪并不像反对者所说的那样消极。 在反战、厌战、恐战为主流的时代，当局深知，不可能一口气彻底否定战祸，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 为此，将近代史分为“光明面”和“黑暗面”两部分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良太郎，以其“司马史观”被誉为“民族作家”。

所谓“司马史观”，简单来说，就是把明治史和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割裂开来，肯定前者为“明世”，后者为“暗世”。 言下之意，明治以来的对外扩张政策，不全是“计划外”的战争，毫无用处。 比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被迫打的“公平战争”和“公平战争”。

他认为日本的恶化是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 司马辽太郎讲述战败后失去“民族自信”的历史，对军国时代的日本充满了不满、悲观和焦虑。 无疑起到了激发和重启其“爱国主义”的作用。 日本电视台和一些报纸反复转播或连载他的小说《坂上之云》是有原因的。

同样，在对日本部分战争史进行“正解”的知识界人士中，也有少数人被称为“开明人”。 最著名的是鲁迅的研究者竹内义秀。 竹内是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者和诠释者。 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 当时，他公开发表支持《大东亚战争和我们的决议》的声明，但他仍不肯认错和收回。

他在战后总结战争时，也振振有词地写道：“日本发动的战争，不仅是侵略战争，而且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因此，日本人应对侵略战争负责。” “ 是的，但对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部分，不能单方面追究日本的责任。”

竹内将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东南亚区分开来的观点，无疑是外贸大臣桥本龙太郎1994年10月发表的“侵略东南亚微妙论”。村山内阁的经济合作。 ，提供理论依据。 这种做法旨在减轻日本侵略战争的战前罪行，或缩短其侵略战争的时间，“司马史观”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日本的亚洲历史中剥离出来。扩张，摘掉其“侵略战争”的帽子，可以说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谨防重新包装的“亚洲主义”

尤其是近20到30年，当人们对战争逐渐模糊和淡忘的时候，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亚洲主义”也有被重新包装和解读的趋势。

针对相关动向，作者在日本战败50年后的1995年，为日本《每日新闻》的“亚洲动向”栏目撰写了题为《来自东京，令人恐惧的亚洲主义》的评论文章。 评论指出，“亚洲人最害怕的是从东京听到各种‘亚洲主义’”，原因有三：

1、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亚裔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圈套和圈套，却很容易让人陷入“大国梦”。 在一个凡事讲究秩序、比武（即以弱肉强、强者有理）、号称亚洲第一的日本社会，任何形式的亚细亚主义实际上都可能是无法逃避“日本是亚洲天生的领导者”的结论。 与命运。

2、日本最近的争论，比如“美国？亚洲？”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美国重视（pro-）”和“亚洲重视（pro-Asia）”的观点对峙。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纯粹是基于日本利益的“日本重点派”。 正如战前的亚洲主义实际上是东方主义的代名词一样，如今被日本大众媒体引用为时尚、定义模糊、易于使用的亚洲主义与只关心日本利益的日本主义在精神上没有太大区别。

3、战前的“解放东亚”口号，其实就是战前取代白种人、奴役亚洲人民的“兴亚”口号。 至今，日本人信以为真，或者以此为借口否认历史事实。 通商产业大臣桥本龙太郎间接承认了侵略中韩的部分史实，却否认侵略东南亚弱小国家和民族（这实际上是大国欺负小国的表现国家）。 前皇军“支援亚洲独立”的纪念决议也表明，50年后，许多日本人仍无法摆脱和清理战前“大东亚思想”的遗毒和包袱。 日本和亚洲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

“150周年盛典”低调与不低调的潮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相比于1968年高调纪念“明治维新”的时代背景，对于当局而言，今年的明治维新150周年已经缺乏了动员国家机器的紧迫感。 “百年祭”。 需要。

首先，自1990年代日本政坛进入“普遍保守主义”时代以来，日本国内各种为战争辩护和推翻战争的言行（包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 “明治百年庆典”旨在分化反战阵营，拉拢其中“厌战”“战恐”“病患”的策略基本奏效。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战前的“ABCD包围论”和“近代战胜论”（打着超越西学之名，实则配合“大东亚圣战”的思想出笼）等，也有重新包装出口转内销的趋势。 即使是外国人（包括受害的亚洲人），也有人承认或了解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不得已”，或有其“超越欧美”、“驱逐”的“复杂”一面。英美”、“解放亚洲”。 人们没有理由不走出“明治带来的战争罪行”的阴影。

不言而喻，“明治维新肯定派”为此欢欣鼓舞。 换句话说，对于当局者和保守者来说，明治先贤的“荣耀”和他们的“明智决定”（以“富国强军”和“弱肉强食”为格言的“现代化”路线） ）再次获得了日本民众的“肯定”，达成了“共识”。 在“国论二分法”的时代，对“军国日本”深恶痛绝的“民族情绪”已不复存在。

由此看来，今年的“150周年庆典”与1968年的“明治百周年庆典”相比，显得相对冷清和低调是可以理解的。动员人们。

或许，当局和保守派眼下最关心的是如何集中心思谋划和落实修宪大业，这已成定局。 首相安倍晋三已经承诺在2020年实施。如果真是这样，虽然今年的“明治150周年庆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不久的将来，走“先贤”路线的安倍政府，将献出最大的牺牲——除掉“非军事”，用第9条来纪念新宪法还为时不晚。

“明治祭”看似与当今日本政局无关，实则息息相关，互为表里，正因如此。

作者是中国新加坡学者日本圣战攻略，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是作者前不久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北大新闻咖啡厅”上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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